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慰祖十六年后再访我院—— 叙渊源话成长谈报国

　　春风又绿江南岸，魂牵梦绕是故乡。

　　5月7日，南通知名乡贤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慰祖，利用回通参加南通中学建校110周年活动的间隙，在我院老院长汪开陪同下造访我院，深情回忆与我院前身——南通州基督医院的渊源，赞叹我院发展的巨大变化，希望我院大力发扬亲民淳和的优良传统，为家乡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。

　　吴慰祖是我国精细化工专家，1932年11月出生于南通县石港镇，1950年毕业于南通中学，195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研究所工作。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，199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　　“待人亲切是人民医院的优良传统”

　　吴慰祖院士与我院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。1999年和2003年，他曾先后两次来到我院，分别探望生病住院的舅舅和表妹。吴院士的母亲是我院老院长汪东来的二姐，他和汪开老院长是表兄弟。“1939年我7岁，当时从石港乡下随母亲到南通城里，在外祖父汪志培家中居住。外祖母体弱多病，经常请基督医院医生看病，所以汪家与南通州基督医院的医护人员比较熟悉。”

　　虽然年过八旬，吴院士依然精神矍铄，思维缜密，记忆力惊人。“基督医院进门后左边是挂号室，门对面是十几间门诊，里边的四合院是住院部，都是平房。住院部前面有个大的水泥池子，用来接雨水，沉淀后作为生活饮用水。”吴院士回忆，“基督医院院长施保罗好像学过卫生管理，他也看内科门诊(保尔•斯莱特190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莫兰市，1929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，医学博士，1934年任南通州基督医院院长，中文名施保罗——编者)。施保罗住的那幢楼，院子里有草地、绿植和树木，草坪上安置着打门球的设施，树上挂有供小鸟做窝的盒子，站在二楼的大平台上可以远眺。我到他家去过好几次，他的儿子比利与我年龄相仿，去了我就和比利一起玩耍。”汪开老院长插话说，施保罗居住的那幢楼，在后来的南通一中内，多年前作为危房拆除，在原址上建了校实验楼。

　　虽然时过境迁80年，但有关基督医院的细节，吴院士依然记忆犹新。“我与基督医院的麦小姐也有过接触。曾两次随大人参加麦小姐组织的Party。记得一次活动上，我还参加过一个游戏，拿着一把小刀，上面放个胡桃，看谁跑得远而胡桃不掉下来。对获胜者，麦小姐还有小奖励。”吴院士提到的麦小姐，是美籍护士麦文果，1937年8月17日基督医院遭日军飞机轰炸，她在烈火中抢救伤员40余人，设立难民营保护了许多避难者，被誉为“南通的魏特琳”。

　　基督医院的美国医护人员受教会派遣来华时，都要集中进行语言培训，所以他们都会讲中文，有的还会说南通话，“医护人员待人比较亲切，医院比较接地气，农民们也来基督医院看病。当时南通城里还有一所医院叫‘江北中央病院’，比较起来，还是基督医院更亲民，老百姓更愿意到基督医院来看病。”吴院士强调，“待人亲切是人民医院的优良传统!”

　　“汪家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”

　　从1939年至1950年，吴慰祖在外祖父家中生活12年，先后在南通的陈家小园、世灯庵巷、河东街居住。吴院士介绍，“当年汪家人的爱国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家风，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。”

　　汪志培十三四岁从安徽来到南通，靠着吃苦耐劳和诚信友善的品格，逐渐打拼出一番事业。汪家在城里主要从事洋货生意，以洋油为主。与一般老百姓相比，家境比较殷实。“当时，时常有安徽的亲戚过来投奔外祖父。我记得光是中午在外祖父家吃饭的就有几十号人，男人们围着桌子站着吃，女眷们就在厨房里吃。”对于这些穷苦亲戚和老乡，汪志培总是尽力相助，把他们安排在家中或外面居住。尽管负担比较重，“但吃饭每天‘一干两稀’还是有保证的。”

　　由于汪家的乐善好施，汪志培被推举为南通红卍字会常务董事，后又担任南通基督红十字会副会长。“外祖父热心于慈善事业，他依靠的是自己和民间的力量。我从未见过他和日本人或者国民政府官员有过接触。”1937年8月17日南通州基督医院遭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后，汪志培积极组织开展募捐、救济与善后工作，基督医院得以在1939年初重新开业。“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外祖父几次带我去看望逃难到城里的难民。那些难民大多席地而坐，外祖父看不得他们受苦，筹款捐物为他们救急。那几年，外祖父家每年都要赶制一批棉衣棉鞋给难民，还要在龙王庙赈粥三天，帮助他们度过寒冬。”尽管当时在城里有一定声望，但汪家人一直很低调随和。“记得有一次，我在接电话时随口说了一句‘这里是汪公馆’，被外祖父听到还挨了一顿批，不允许我这样说话。”

　　汪志培育有三子二女，其中最小的是三子汪东来。1945年下半年，汪东来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，遵父亲嘱咐回到南通州基督医院，跟随基督医院院长徐文启学习外科。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，汪东来在上海市立第三医院任住院医师。因父亲病情日益加重，1947年3月，汪东来夫妇携子汪开、女汪明回到南通，当时全家就住在基督医院宿舍平房里。“三舅为人率真，敢于仗义执言，看到有什么不对的事，他是要说的。他法文非常好，经常阅读法文医学期刊，有时还会给我们读上一段。”

　　汪东来在南通州基督医院学习工作期间，经常和小他12岁的吴慰祖交流时事看法。“三舅思想进步，多次给我讲法国戴高乐将军组织联合政府的故事。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，赞同建立联合政府。”“在三舅卧室隔壁的那面墙上，挂了一幅当时的全国地图。得知哪个地区解放了，三舅和我就用大头针别一个小红旗，标注在那里。”1947年考高中时，国民党当局教育部门出的作文题是《戡乱救国说》，“在这篇作文中，我表达了反对内战、建立联合政府的立场，其实这就是三舅灌输给我的思想。”因为作文中的政治倾向，吴慰祖当年未能录取南通中学，但在次年的第二学期，他又通过选拔考试，由敬孺中学进入南通中学插班学习。

　　“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传递好接力棒”

　　1939年到南通城后，吴慰祖在基督小学(崇英小学)读二年级，此后到跃龙桥小学就读三年，1943年到中心小学(现通师一附)读六年级。1944年到南通中学读中学。“在通中时，教我化学的是刘石生老师，他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。当时我暗下决心，要像刘老师那样，考清华、上化学系!”1950年，吴慰祖赴上海参加高考选拔，同时被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。

　　已在山东大学报名注册的吴慰祖，看到清华大学张榜录取通知书后，“卷起铺盖，拎着箱子，继续北上”。后来清华大学化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，吴慰祖随之转入北大就读。因国家建设需要，本应1954年毕业的他们，于1953年提前毕业，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中。

　　进入大学后，因为学业繁重，再加之盘缠问题，吴慰祖在北京读书三年，期间从未回家。直到1953年参加工作后，他出差到广州，返程时经过上海，才与从南通赶过来的母亲见了一面。“当时我和母亲相拥而泣，母亲用手拍着我的背，久久不愿松开。”说到这里，吴院士的眼中闪着泪光。

　　吴院士自幼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、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岁月，同时饱受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腐败、民不聊生的黑暗。“南通沦陷后，日军规定老百姓经过城关时要向日本人鞠躬行礼，我宁可绕远道、走小路，也不愿意那样做!”“国民党反动派不顾老百姓死活，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。我记得学校老师一发薪水就马上去买米，不然纸币立马就贬值了。当时，我外祖父还通过发行米票凭证的方式，千方百计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供应。”时代的跌宕起伏，让吴慰祖切身感悟到个人的前途总是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只有国家强盛才有个人的前途。

　　1953年大学毕业，吴慰祖怀着知识报国的初心携笔从戎，进入我军科研院所工作，从事精细化工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研究。在有限的公开资料中，对吴慰祖有着极高的评价：他开辟了我国精细化工军事应用新的研究领域，使之成为一门与物理、生物、微电子等学科紧密相关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学科;他先后主持近30个国家和军队重点项目科研攻关，取得4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、军队科技进步奖20余项、国防发明专利10余项，产生重大军事效益。

　　由于所从事工作保密性极高，吴慰祖很少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，科研成果不能写成论文发表，有的不便参与评奖，无法得到学术界认同。但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、革命军人，恪守部队纪律规定，不轻易接受采访，坚持不写个人自传，以甘当“无名英雄”而自豪。去年年底，86岁的吴院士退休。现在主要精力放在编写专著上，每周到单位一两次，指导两名博士后的科研项目。“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传递好接力棒。”闲暇之余，吴院士喜爱阅读普希金、托尔斯泰的名著，“把过去的爱好重新拾起来。”

　　“誓言无声一辈子，有遗憾吗?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吴院士表示，当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国内无人涉足，工作环境和条件一穷二白，技术资料储备一无所有，而且无人辅导，无处进修，无法对外咨询，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努力，能钻研一点成果出来，已经很高兴了;这些成果有几个能应用到国家事业中去，就更加心满意足了!

　　2018年7月，《解放军报》以“强军路上的‘沉默长跑’”为题对吴慰祖事迹作了报道。让我们以家乡后来人的名义，再次致敬这位“沉默长跑的资深院士，国防科技界的无名英雄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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